书写的尊严 – 重读《甲骨》读书笔记

2008年第一天,旧金山温暖如春。坐在阳台上把《甲骨》看完,早上还嫌料峭的风停了,干燥的阳光里脸已经开始发烫微微出汗,脚边肥猫猫在舒服的条纹阳光里时而打滚时而紧张的盯着几只飞来飞去的蜜蜂,‘阿!阿!’地发着只有看到飞虫才会发出的音节,扑将上去。旁边抱着书的我,虽然是重读,看到结尾的一节,依然泪流满面。

2006年夏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第一次读完 Peter Hessler 的两本关于中国的记录 “River Town”(中文翻做《江城》)和 “Oracle Bones”(《甲骨》)。当时就感动不已,想着要写读后感的。也开了头。自己的博客记录里依然保留着那时开了头的一些笔记。但是终究没有写出来。后来大力向妹妹和桂推荐这本书。所有读过的人,妹妹,妹夫,和桂都非常喜欢。桂甚至买了两本送给她的家人。我也在公司里和所有学中文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推荐他的《江城》。

这个假期,无意中拿起《甲骨》,翻了两页就再也放不下。一年半之后的重读收获依然很多。这本书里的信息实在是太复杂多样有趣了。第一次读似乎太快,重读过程中不断告诉自己,慢一点慢一点。想好好消化一下。随手记着笔记,和ZM,桂他们讨论其中的一些观点和现象。

所有我看过的关于中国的书里,这依然是做好的一本。不仅仅因为它涵盖的内容之广,记录的社会层面之杂,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他所见所闻的感想分析和反应都是我所见的最理性最深刻最富有人文性(humanism)最慈悲的。

1.

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
作者: Peter Hessler
isbn: 0060953748
定价: $13.95
出版社: Perennial
装帧: Paperback
出版年: 24 December, 2001

按中国习惯,涪陵这种四川小镇,虽然是紧邻长江或者长江支流(乌江),我们最先注意到的特征是他们依山而建。更经常的称它们为山城。而在密苏里河边长大的美国人,Peter Hessler, 却给了它“江城”这个称号。

Peter Hessler 现在住在北京,是《纽约人》杂志第一个常驻北京记者。他在普林斯顿读的大学,在牛津读的英国文学硕士。1997年他通过 Peace Corp 在四川小镇涪陵的师范学院教了两年英美文学。一边教英文一边学中文。在这里,他学会了读写说中文。这本数记载了他在涪陵的两年经历。

Oracle Bones –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
作者: Peter Hessler
出版社: HarperCollins
出版年: 1 May, 2006

《甲骨》讲述了1999-2004年 Hessler 眼中的中国。届时他已搬到北京,给各种美国杂志报纸当自由撰稿人。这本书包记录了Hessler 在这五年里接触到的许多故事,人物,事件。各种纷繁的线索被他娴熟的编制成一幅现在中国的“清明上河图”,其中涉猎的社会文化历史人文范畴都是丰富立体而有趣的。
2.
涉及的时事:

  • 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南京街头的游行(当时 Hessler 碰巧在南京为一篇文章搜集历史材料),北京街头人们面对Hessler 这个美国记者的反应;无论南北,愤青们的统一反应,同样的极端,同样的义愤填膺,同样的快速的遗忘。官方的小心纵容和推波助澜,以及最后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胡锦涛突然出头露面,要求大家要有节制的官方立场。最最有趣的是事发几个月后美国和英国媒体都报道过,但是中国媒体只字没提的真实内幕:大使馆被炸不是失误,这个轰炸地点是美国情报局唯一递交给美国军方的地点(其他地点是美国军方自行决定的)。而内幕是米洛舍维奇的军方信号发射装置被美军炸毁之后,中国大使馆把大使馆里的信号发射装置借给米洛舍维奇继续指挥赛比亚的军队进行种族清洗。被炸死的三个中国人里两个是中国间谍。
  • 中国南海边界中美战斗机相撞事件前后,他把中美两方当时的新闻报道并排推出,点出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幽默”和个中味道,也用这个事件显示两个政体的相似与大相径庭的地方。
  • 奥运组委会到北京做最后视察时北京的“重新装潢”,包括把草喷绿,把面街的房子一面重新粉刷,停止写字楼供暖以减少污染,当然还有在天上撒催云药剂造雨,以及整个奥运组委会在京时从记者角度看到的一切。
  • 九一一之后满街的盗版DVD和中国官方,民间的不同态度,凤凰卫视的报道;中国与美国的外交辞令,要求把新疆问题列到美国的恐怖分子名单里的经过。
  • 小布什访问北京的前后过程。

涉及的人物和地域:

  • Willy – Hessler 在涪陵的学生,后来离开四川到温州教英语。由Willy 的经历,Hessler 介绍了温州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像Willy 这样打工仔在浙江沿海受到的挫折和他们的成长。
  • Emily- Hessler 在涪陵的学生,后来到深圳工厂里做秘书,再后来去教书,读研究生。由Emily的经历,Hessler
    讲述了深圳的历史发展和现状。讲述了深圳的打工妹的生活,面对台湾香港老板的各种故事,他还采访了这些打工妹的偶像,”夜空不寂寞”电台主持人胡晓梅。相对应的是深圳城内的白领们的偶像,作者缪永。Hessler 访问了缪永。记录了她和胡晓梅的不同与类似之处 (两个人都抽Capri menthol superslims 香烟)。
  • Polat – Hessler 在北京雅宝路餐馆里认识的维族人,Polat 有语言天赋,除了维语,中文外,可以讲俄语,土耳其语,卡扎克语等很多中亚小语种,在北京靠做生意中间人和在黑市兑换货币为生。两人成为好朋友。后来 Polat 去了美国。Hessler 继续记录Polat 在美国从不谙英文,住在黑人区被抢,然后一点点开始适应美国社会,走出困境的经历。由
    Polat 的境遇,Hessler 介绍了新疆的矛盾根源,历史和现状。以及被中国美国外交利用的情况。
  • 陈梦家 – 自杀于文革时期,曾经的新月社诗人,考古学者,中国青铜器学者,编译了世界上最丰富最全面的甲骨文著作和青铜器著作。《甲骨》一书以甲骨命名,开篇也从安阳最近的一次考古项目开始。由此延伸到中国的文字、历史、然后Hessler的目光落到一本老旧的书上《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图录》。书上没有标示作者名字。因为那时陈梦家依然是右派,没有权力出书。Hessler 开始了漫长的追寻各种细小线索,试图为陈梦家生平拼出一副可以辩认的画像。最后的结果虽然依然留下很多空白和模糊的重要细节,但是这个过程把 Hessler 带入了古今中外很多人的故事。也让我们这些幸运的读者得以看到一些被遗忘的碎片,一些关系到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人,何为中国文字的事件。
  • 姜文 – 当时“鬼子来了”刚拿到嘎纳大奖不久,姜文刚刚开始小心的测试被禁的程度,开始在新疆拍片(“天地英雄”?)。Hessler当时在写一篇姜文的访谈。到新疆拍摄地点住了几天。描述了一些姜文对电影对中国的看法。蛮有意思。
  • 丹东 – Hessler 为国家地理杂志写的一篇中朝边境的文章。
  • 三星堆 – 另一篇Hessler为国家地理写的中国古文化的文章
  • 赵景心 – 当家传四合院被宣布要为平安大道让路,要拆的时候,北大退休老教授赵景心递交两个诉讼案,抗议拆迁。引起中外记者的瞩目。Hessler 记录了他和赵景心之间的一些采访片段,以及后来为了通过陈梦家这条线而再度会转到赵景心身上的事情,陈梦家的太太赵萝蕤是赵景心的妹妹。

3.
Hessler 把一些历史上的古董遗迹以及其故事为经,他亲身经历的当代人物故事为纬,交织出一幅立体的图案来。与大多数职业记者不同,他不满足于一些简洁的“口号式”录音(”Sound Bites”),他喜欢到街头巷尾看看普通人的反应。

小布什在清华的演讲时,在场的学生都是组织上精心挑选的好学生,学生的问题也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充满了当局的政治立场。事后,Hessler到清华食堂吃饭,没听到一个学生提到这次访问。间谍飞机在中国海南迫降事件后,他上小餐馆里找人问询大家对事件的看法,而且他不满足于人们强烈的第一反应,过激言辞,而是刨根问底,直到使得被访问的人和读者一起开始思考事件后面的种种才罢休。

他会和文物保护点的卖票的MM交谈甚欢,看看她对自己工作地方的古迹持何种看法。他当然不会放过本就善谈的北京出租司机,甚至有过被司机带回通县家里吃自家做的火锅,甚至和司机去新加坡上学的子女建立联系。大使馆被炸之后,他为了安全起见保持低调,开始在中亚俄国和新疆人聚居的雅宝路出入吃饭,因为混在很多新疆人里面,作为老外的他比较不显眼。虽然如此,依然被被一群愤青挑战:“美国人的武器那么精良,怎么会误炸到中国领馆?炸死三个中国人?”当他们不碟不休的纠缠下去时,旁边的一个新疆人看不过去,插嘴讽刺道,“美国人的武器那么精良,咋就炸到三个人?” 结果愤青的怒火转移到新疆人身上,Hessler 被遗忘在一边,悄悄吃了饺子付了钱逃开。后来再来这里和那个新疆人成了朋友,那就是Polat。当时Polat和那帮愤青说,如果美国人真的想杀中国人的话,不会是只炸一个领馆那么简单。他要那些愤青动动脑子,不要人云亦云,盲目相信一切官方的宣传,被人当枪使。这一段,让我想起每次看到网上的 Drunkpiano 力博群愤青的情景来。

看了这两本书之后,才发现自己最近几年在纽约客,国家地理等杂志上看过所有我喜欢的关于中国的文章都出自他手:关于北京胡同,关于三星堆出土文物,关于晨梦家,关于丹东的人情世故–他半夜醒来发现自己旅馆房间里有个贼正在偷他的东西,他大吼一声追过去,追到旅馆走廊尽头,把贼捉住,并且暴打一顿,直到贼把偷的所有东西都丢下逃命去方才罢休。后来警察和旅馆老板都很郁闷。有贼来偷外国人东西已经就很丢脸,而贼居然不争气地被外国鬼子追上抓住简直更加丢脸。所以警察和老板都不停的问,这贼是不是有残疾?是不是个孩子?

Hessler 文笔极好。翘首等待他会再写第三本书。继《甲骨》之后,他陆续在纽约客上又发表过两篇关于北京的文章,一篇关于长城,一篇关于北京的交通。

英文专业的Hessler写作技巧了得。不仅把这些零落的故事安排的十分流畅巧妙,记录片性质的文体其实包含了很多小说的元素在里面。十分引人入胜。一些看似不经心的细节安排其实贯穿始末,营造气氛,到结尾的落笔虽然只是一些论点观念,但是其感人的力量两次读来都让我措手不及,而至于泪下。

他访问了很多古中国的学者。其中两个在伯克莱任教。而其中之一的甲骨文学者 David N. Keightley 让我一楞。这个教授的课,我上过一个夏天!他就是那个用古中国的音节,诵读古文的教授,在那个夏天,伯克莱一个没有窗的阴暗教里,他抑扬顿挫的“唱书”声令刚刚到美两年的我感动得几乎泪出。因为这是我在中国都不曾听到的“乡音”。好象是从古老的过去,追到大洋彼岸,在那么不设防的时候,突然以绝美的姿态,诱惑我。当时想,也许我的中文老师都没听过呢?!那门课是古中国文化。记得讲到诗歌那节时,Keightley 说古中国的诗人和西方诗人不同。在古中国,文人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疯狂或者病态才能伟大。还记得有一节课,Keightley 带我们去了旧金山的亚洲博物馆,一件件古文物讲过去,那么多故事,那么多的历史。可惜当时自己没有做笔记。只有那时的感动还记得。

4.
《甲骨》中引用的 Keightley 的一些有趣的观点: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the hero is essentially a bureaucrat. He organizes and regulates; in battle, he is better known for making plans than he is for fighting. The early Chinese classics don’t linger
on desriptions of warfare — the gore of death, the muck of the battlefield. “You don’t get that attention to dirty detail that you have in the Iliad and the Odyssey,” Keightley says, “It’s all about what the person does, what his talents are. It’s very pragmatic, very existential.”
中国古典文学里的英雄常常是个官员(bureaucrat)。他组织并且管理;在战争中,他的英名往往因为他的善于计划而不是身体力行的作战(fighting)。早期的中国古典著作从不在战争本身的细节–死亡的血腥,战场上的残骸–上面浪费笔墨。“你不会看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里面那些肮脏的细节,” Keightley 说,“完全是关于这个英雄做了些什么,他的才能如何。非常务实,非常存在主义。”

…Chinese seem to produce bureaucracy as instinctively as the West creates heroes. But he emphasizes that this is not a value judgment; in fact, the need for Western-style heroism — decision, action — might naturally produce war. Historians have long theorized that Europeans educated in
the Greek classics were particularly willing to rush headlong into the First World War.

中国善于制造官员的能力类似于西方善于制造英雄。但是他强调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定义孰优孰劣。其实西方的英雄主义–果断、行动–往往更容易制造战争。历史学家早就有理论证明希腊经典学教育出来的欧洲人才习惯于莽撞地一头扎到一次大战的泥潭里面。

…in ancient China there is no evil act. There’s no sense of original sin. There is no interest in theodicy, in explaining evil in the world.

古中国没有任何关于“恶行”的记载。没有原罪的概念。对神义学,解释世界上为什么有邪恶这门理论,毫无兴趣,

There’s no room in this culture for a skeptic.
(中国)这个文化里没有怀疑论者的立足之地。

倒数第二章是 Hessler 和另一位亚洲语言学者,Imre Galambos, 关于文字的讨论。

Imre Galambos 是匈牙利人,但是他只有一半匈牙利血统,四分之一卡扎克斯坦血统,四分之一鞑靼人血统。在伯克莱拿到中国古文字书写系统博士学位,现在住在伦敦和匈牙利。

Imre Galambos 的一些关于文字,中美文化的有趣见解:

…language itself creates reality.
语言能够定义现实。
When you’re a kid, you’re not just learning how to speak; you’re learning how to perceive a reality. It’s almost like a computer language, an internal code that makes you able to think.

当你是个孩子,学习语言的同时,你也在学习如何理解现实。 几乎是一种计算机语言,一种内在的解码使你能够思想。

…and he tells me that Americans don’t have the same relationship to the written word that he noticed among the Chinese. For the Chinese, writing seemed to be the root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but many of
his American students were unfamiliar with their nation’s literary classics. I ask him if anything in American culture might be the rough equivalent of writing in China.

“Maybe it’s movies,” he says.
“The movies are writing. They serve the same purpose; it’s just a different language. In China they wrote the most in the times when they most needed to redefine themselves. It’s not passivity; it’s creativity. It’s not taking notes. It’s about rethinking the past and creating the present. ….So in America they have these movies that make people feel American… You have these models and patterns that are ready to use. They give you a language, just like books do. They give you a language to parse out your personality, to understand it, or display it, or express it.”

他说美国人没有中国人那样对文字有感情。对中国人来说,文字几乎是他们文化认同的根源,但是他的很多美国学生根本不熟悉美国经典文学。我问他美国文化里有没有类似于中国文字的东西呢?“也许是电影吧。”他说。

“电影是一种记录。它们的功能类似;只是一种不同的语言。在中国,人们在需要重新定义自己时会奋笔疾书。这一点也不消极,是一种创造。跟记笔记不同。书写过程是重新定义过去和创造现在的过程。在美国,电影使人们觉得自己很美国。。。你可以随意使用调节这些段落和模块。电影和书一样,给你一种语言。你可以用这个语言来分析自己的性格,理解它,呈现它,表达它。”

5.
巫宁坤曾是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就学时的同学,认识她和陈梦家夫妇。1945年后还被赵萝蕤说服放弃博士学位回国教书。在文化大革命里受尽了苦(北大荒劳改,在学校被批斗,折磨,监禁等等)。九十年代初写了一本英文回忆录”A Single Tear”(《一滴泪》),讲述文革时的遭遇。现居住美国。

最后一章讲 Hessler 和 巫宁坤教授在佛吉尼亚州的家中的一次见面前后,以及 Hessler 对中国文革中受迫害最厉害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感怀。

From the beginning of my research, I had known that it was too late to discover what had really happened to Chen Mengjia. His tale had disappeared with the old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he was of a lost generation: the educated elite who had struggled through the last century. Today’s China was a story of the future, and it was moved by the new middle class, pragmatism had replaced the idealism of the past.
自从我开始搜集陈梦家的生平材料时开始,我已经知道一切已经太晚了。他的故事已经随着过去的政治斗争消失了。他属于消失掉的一代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挣扎着走过上个世纪的精英们。今天的中国故事焦点在未来,推动它前进的是一代新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务实替代了上一代人的理想主义。

Butthe longer I pursued Chen Mengia’s story, searching out old memories, the more i appreciated the survivors. That generation had wandered, too–they had fled war and famine and politics, and they had tried toreconciled Western ideas with Chinese traditions. Most of them hadfailed, but they hadn’t lost their dignity, and somehow a spark oftheir idealism had survived. I recognized it in young people like Emily and Willy, who, despite the overwhelming pragmatism of their era, still cared about right and wrong.
可是渐渐的,在寻找这些逐渐消失的记忆过程中,我越来越敬佩那些幸存者。那一辈人也曾经闯南走北–他们经历过战争自然灾害和政治运动,他们试图把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融合起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失败了,但是他们没有丢掉他们的尊严,冥冥中他们那种理想主义的一点星星之火居然存留下来。我在Emily、Willy 这些年轻人身上又看到了那一点光芒,在这个时代难以抗拒的务实大潮之下,他们依然在乎对与错。

And somehow the members of the earlier generation had achieved a stability of their own. One way or another, they had all come to rest, and there was something calming about that.
而且,老一辈的人们也慢慢走入他们自己的平衡地带。经由不同渠道,他们都接受了一切,安稳生活。这种安稳有一种镇定效力。

见证 Hessler 这番评论的有巫宁坤的一段话,令我非常敬佩这位老人家。

During our conversation, the old man said that he had no regrets about his life. “If they hadn’t ha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r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hen I might have been a better scholar,” he
said. “I might have produced a couple of books about English or American literature. But so what? There are already so many books. A Single Tear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谈话间,老人说道他对自己的一生没有遗憾。“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或者反右运动,也许我会是一个更好些的学者,”他说,“也许我会写两本关于美英文学的书。但是哪又如何?这世上已经有那么多[这方面的]书了。《一滴泪》也许更重要些。”

6.
这本书以安阳的考古和在那里出土甲骨文开篇,以语言学家 Galambos 和英美文学教授巫宁坤老人的话结束。文字和书写是贯穿全书的暗流。

用一段 Peter Hessler 自己的话来结尾吧。我非常喜欢。

But I particularly respected Wu Ningkun’s calmness. His memoir hadn’t been a best seller, but he had put the past in order. For any writer, that’s a fundamental motivation, especially for somebody who has
suffered. Writing could obscure the truth and trap the living, and it could destroy as well as create. But the search for meaning had a dignity that transcended all of the flaws.
但是我尤其佩服巫宁坤的安然。他的回忆录并没有上流行书排名榜,但是他把过去理顺了。对任何作者,那都是最基本的动力,尤其是曾经受过苦难的作者。文字可能掩盖真理,陷生者于不义,它可以重建也可以摧毁。但是寻找理性的行为本身就拥有一种尊严,超越文字的一切缺失。

书写的尊严 – 重读《甲骨》读书笔记》上有2条评论

  1. 要是我大概会疯掉吧。小时候见过很多这样被逼疯的人。
    到成年后,才能完全明白他们的经历。

    Jean 的回复:
    恩。要是我多半也是活不过来的。Hessler 问巫宁坤老人在监狱里和劳改农场是什么支持他走过来。他说是诗,杜甫,莎士比亚,Dylan Thomas。那首 Dylan Thomas 在他父亲临死前写的,其中一句是 “twisting on the racks” (在废墟上扭曲着)。诗的名字叫 “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 (死亡不会占上风)。
    “It had to do with the way we behave, the way we should behave. Although we were suffering, although we were being torture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 (跟我们的行为方式有关,我们应该用有的行为方式。虽然我们在受苦,虽然我们被折磨,但是死亡不会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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