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生
命的最后两年里，她做了一个带给她无限乐趣的项目。在Adrian Allen的一个亲戚的帮助下，她拿到了在新泽西州的极度智障人医院的拍
照许可。在她去世后，Doon把这些照片放在了“无题”这个系列里。这些影像已开始背离她的
传统风格。随机的把闪光灯和日光相组合，她常常拍下正在运动中的人体，她开始放弃要求掌握所有已知因素的权力，开始欢迎未知和巧合（she was relinquishing control and embracing
the accidental）。她
在给Allan的信里说照片“开始模糊和变化多端，但是有些真是漂亮的没话讲。终于找到了我所要得，而且我才初初发现了日光的妙处，尤其是
初冬下午接近黄昏时的日光。太棒了。总的来说我好像把你所有的技术理论反着用直到成像就像一张快照(snapshot)，但是比快照要好。”在她的工作笔记里，她洋洋洒洒写了五大
页，详细记录了每一个病人的小传。在给Amy的信中，她解释道：“他们中有些人是这么的小，我一只手臂就可
以完全搂住他们的整个肩膀。我拍拍他们，他们的头就依偎在我的胸口。他们是我所见过最奇特的成人和孩子组合。有一个女士总是不是停的说，‘对不起，对不
起。’过一会就会有个护士说，‘没关系，下次别再做错就行了。’她立刻就安静下来。。。我想你也会喜欢他们的。”
1970年一月，Arbus从东十街搬到西村的Westbeth艺
术家住房区里。Adrian Allen去看她新拍的照片。“整个地板上都铺满了这个系列的照片，”Allen回忆
道，“一开始我都不敢直视这些人的影像。但慢慢的，从放大的影像中我看到了这些病人和她之间的沟通。他们之所以为病人原本就是因为无法和任何人沟通的缘
故。而她却拥有一种特别的品质能够让人向她敞开心扉，哪怕是疯子和傻子。在这些照片里，我感觉到了她的存在。”Allen明白
了Arbus的激动来自她和她的有智障的被拍者之间的感情纽带。“她喜爱这些照片是因为它们诠释了这种联系。”她曾经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
来说服别人摘掉面具，现在她在这些智障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透明的表情。有趣的是，很多从这个系列里成名的片子里，他们都戴着万圣节的面具。
有时候
工作可以使她振作起来，但是这种时候都不长久。“她总是，总是处在对摄影又爱又恨的矛盾之中，”Mary
Sellers说。“她总在琢磨的不
是它够不够好，而是它够不够真。”
在她晚
期的很多照片里，她又旧伎重拾，开始偷拍。但是效果已截然不同。做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她可以用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表现亲密联系。所以在“一个过路女子，
纽约市，1971”这张片子里，因果断而前倾的步伐，骄傲时髦的上挑着的帽子，紧紧攥住手袋并带有老人斑的手都让我们觉得她很熟悉，好像读过
专门为她写的小说一样。早在1967年，Diane就在给Amy的信中说：“我突然意识到当我拍照的时候，我不再希望我的拍摄
对象看着我了。（我以前总要等到他们直视我的眼睛，而现在我却觉得当他们不在看着我观察他们时，我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们。”
一个最
常见的对Arbus的误解是：她工作本身所带来的感情包袱和完全投入“黑暗世界”是造成她最后最深绝望的主要因素。实际上，摄影使她放松快乐。
“她使摄影看起来像一只夜莺。”Michael Flanagan说。他是她和Israel共同的朋友。他曾经做过Allan的助
手，为她冲过底片。“虽然照片本身有时很黑暗很吓人，但是她总是心情愉快，好像在经历一次冒险。”自我怀疑和绝望悲观来自其他原由。有时来自被遗弃的感
觉，有时是被身体中的生物波起伏在做怪。她对此无法解释也无从控制。“我情绪波动很厉害，”她在1968末年给Carlotta
Marshall写信时说，“也许我
一直如此。情况是这样的，我会全身是劲儿满心的快乐有无数的新项目要开始或者忙着计划下一步怎么走兴奋的喘不过气来，然后突然一下子也许是疲惫或失望或者
某种神秘的力量所有的力量在瞬息间灰飞烟灭，只剩下一个烦恼困顿矛盾无所适从的我，原本令我兴奋莫名的事情突然令我恐慌不已。我想这应该是很典型的。”1970年秋天
她到洛杉矶去拜访Allan和他的再婚夫人，Mariclare
Costello。他清楚记得一次在
开车途中，她告诉他：“我出门前吃了片药。现在我感觉好多了。全都是化学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