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陪审员(二)

乖乖地随大流下二楼,六十几个人,在两个荷枪实弹的庭警“押解”下鱼贯而入,进门桌子上,给每人发一本记事本,一支铅笔。右手边是我们这些人的席位,五、六排阶 梯座位,每排都有人散坐着,看来,这次的庭警比较松,以前有一次,非要大家从前往后,一个挨一个把位置填满。这次既然可以随便,我当然去了高处的最后一排。

纵观全场,面对我们,左侧是两排空椅子,那是“陪审员候选人”席,右侧是半圆柜台圈起来的法官席,现在里面只有一个管点名的书记员,靠我们这边,柜台有个出入口,小栅栏门边坐着个帅哥庭警,长着个希腊鼻子,表情严肃,真像米开朗基罗的石膏像。在我们面前第一排,右手第一个是被告,后颈都刺着青的年轻人,头上还卡着个东西,他边上是两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靠他近的是辩护律师,远的是公诉律师。房间中间,背对法官席是打字员。靠着陪审员席,面对被告的,是拿着话筒对被告说话的译员,大概被告不懂英文,头上卡着耳机,听翻译转达。

书记员点完名,进去禀报,一个老黑人法官才入席。希腊鼻子的庭警宣布:“法庭开始,请把手机关上。”还示意戴帽子的摘去帽子(难道怕帽子内藏有武器?)首先,全体起立举右手宣誓,保证庭上讲的都是真话,法官宣布纪律:所有在这里的人,相互之间不能谈论案情,也不要去外面打听。这个案子大概需要三个星期(妈呀,不光感恩节过不好,连圣诞节也搭上了,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一年的长假就这样告吹啦!)然后,介绍案情:发生在我们北面的小城(离我家不远)。。。入室抢劫案。。。好像被告还切断了电 线。。。等等,法官说得很轻,又不用麦克风,根本听不全,又不敢说,怕他们要我坐到前面去。

接着,提十几个问题,要我们在记事本上对每个问题写下“是”或“否”的回答:第一个问题:“你有否听说过此事,认识不认识与此案有关的人?” 我搜肠刮肚地回想,近期听过的收音机、看过的报纸、看过的电视,关于离我家只有五分钟车程的小城里的抢劫案? 老板鲍勃倒是告诉过我,那里不久前有一起严重车祸,死了一个年轻人。。。第X个问题:“你有没有经历或目睹过任何家庭暴力行为,你介入的程度?”又是一番苦思冥想,企图挖出点有用的回忆,此时真遗憾几十年中竟然没有这种经历! 后面几个问题都没听清,只有一个问题被我抓住:“有没有因为种族、文化、信仰方面造成的偏见,可能影响你的判断” 好!大概可以借此发挥一下。最后,书记员叫了十二个名字,让他们坐到我们左手边的陪审员候选人席上。

他们每人座位上都有一张纸,从后排第一位(从这时候起,法官就称他们为几号几号陪审员)开始逐个回答纸上的问题。每人起码一二十分钟,才能答完一二十个问题。我们席上,有一个女士听得不耐烦,起身,可能要出去上厕所,被庭警拦住:“法庭上不能离开!”我这个从小不能连续坐一个钟头的人,在那闷热的房间里晕晕乎乎,简直想喊救命了,想象着:“要是我昏过去了(或者假装昏过去)会怎麽样?” 还好,不久法官宣布休息十五分钟。利用“放风”时间,赶紧给大女儿发短信,告诉她,我被“抓进去”了,什么时候能放出来还不知道。她回信向我献计:“一口咬定有罪或者没罪,显得有偏见比较容易被替换下来,越显得公正越容易被留下”这些,我也知道,可是,谁给我说话的机会呢!

以前,威斯康辛的马洛教授曾告诉我,一般容易被选上陪审员的是,受教育较少,特别是没有专门受过法律方面训练,或者是不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比如他女儿,硕士毕业,在图书馆工作,喜欢阅读, 就能被放出来。可是我这次听下来,大部分候选人文化程度都很高,而且很多是公司管理人员,内中一个中年中国人,本人是工程师,在这里两个大电讯公司工作二三十年,妻子是斯坦福大学做 研究的科学家,大儿子高中教师,另外两个孩子都上大学。看来,挨着硅谷还真找不到白丁呢。

十二个陪审员候选人讲完之后,公诉律师、辩护律师分别走到他们面前,向他们挨个提问,目的是剔除对自己一方可能不利的人员。公诉律师提的问题之一:“如果某项证词只有一个证人的话,你能否接受?”其中一个发髻梳得高高的女士说:“当然不能!” 后来还是她,和公诉律师不知为了什么事情,激烈地争辩起来,她一口一个:“绝对是。。。” “当然是。。。” 那个律师好像都有点招架不住。然而,也不是所有人都设法逃走,极个别人甚至巴望能留下。第一批十二个候选人中,有一个菲律宾老头,是唯一一个在超市工作的,英文不行,回答问题支支吾吾,法官连问他几次:“‘是’ 还是 ‘不是’ ?” 他回答:“我这是第一次来当陪审员。。。不太清楚。。。”答非所问。

两位律师问话完毕,回自己座位,法官再召集他们过去,三人聚头商议结果,剔除两位候选人,一位是高高发髻的时髦女,另一位是家里父兄都做警察。第一天最后一件事:书记员又从我们这边,叫两个名字,补充到候选人席上坐定,法官才宣布:“今天到此为止,明天下午一点半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