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陪审员(三)

第二天,睡足了觉,上下衣服都减了一层,出家门,天下着雨,想到只要开车十来分钟,不用过桥去上班,不禁有点得意。停好车,开始骂这个政府大楼,不为老百姓着想,离停车场近的门都锁着,非要大家绕道走正门,让我冒雨走了三、五分钟。这天,过安检还要脱鞋,人过去后,传送带上的书包却不出来,检查的人说我书包里有一把“瑞士军刀”!弄了半天,是一把二寸长的折叠多用刀。只好再冒雨、再绕道,走回停车场,把小刀放到车里,否则要被他们扔掉。回来才算过关,进去之后,问他们为什么昨天不告诉我,我书包里带的东西,两天是一模一样的!昨天来的早,天也不下雨。还对他们说:我左腿里面,还有尺把长的金属棍呢,你们怎么查不出来?他们只对这个啰嗦老太耸耸肩!

这一天完全重复第一天的程序:候选人自我介绍,法官提问,公诉律师提问,辩护律师提问,法官和律师三人嘀咕一会儿,“释放”几个候选人,书记员再叫人补充空位。。。坐在旁听席上的观众,除了听叫名字,没我们什么事,既不敢看杂志,更不敢带耳机听音乐,无聊透顶。坐我旁边的小伙子,手里捏着本杂志,在书记员叫名字时就嘟哝:“该轮到我了”。我还奇怪,为什么他那么热衷于坐到候选席上,再一琢磨,是啊,不坐到那里去,永无说话的机会,没有去留的的选择,每天还得来耗着。这一想,倒不再怕被叫到名字了。当时只担心感恩节后的周五不放假,去旧金山过节的计划要落空。有人说:“法庭绝不会放过任何休息的日子,周五一定休庭” 可是没有得到法官证实,总不太放心。直到下午四点,法官提早半个钟头宣布:“今天到此为止,下周一下午一点半再见,祝大家节日愉快!”总算可以如愿进城过节,可是周一还要来!像这样,每天只开庭三个小时,照说日子好过,可要是旷日持久,公司不发工资,法庭只给一天$15元补助,连伙食费都不够!从第二天开始做笔记,看什么样的人会留下,什么样的人可放走。

周三,有几个男男女女南美人,我们都点过名,开庭十来分钟才进来,书记员看了看他们,去和庭警耳语,庭警过去跟他们说了几句话,几个人离开法庭,再没回来。看来倒是一个离开的捷径,不过据说那样放走的,一定会受点惩罚,我还是争取“无罪释放”吧。

还是周三,候选人席上,一位俄国女音乐教师说:“英文是我的第二外语,听不懂法律专用名词” 法官:“我们不用法律词汇,都是常用词汇。另外,我可以发给你讲解材料(!!)”又问:“你来美国多久了?在家讲英文吗?上班呢?” 回答:“在家讲俄文,上班嘛,音乐课用不着多少英文。” “噢,音乐是国际通用语!”法官也笑了。但是并没让她走,看来光是“语言问题”不灵了。

一位白发老太太说:“我有头痛及心血管毛病,精神一紧张就会犯,头痛时,手脚都不能动。”法官:“多久发作一次?”回答:“不定时,说不定明天就不能出席,说不定今天、马上。。。”法官:“你带药了吗?”回答:“我对阿司匹林过敏!”(真是没治,怪吓人的)她说:“我很健忘,刚说过的话就记不得了。”法官回答:“你可以记笔记”(“健忘”没用)她又说:“我耳朵特别软,谁的话我都信,比如,A对我说C坏,我就认为C坏,然后,要是B又对我说C好,我就觉得C好,特别容易被说服,很难做出自己的判断。”法官没话,但是没有马上放她走,直到下一天一早才放她。

一个很爱说话的老头,缓缓地,低低地讲,可一开了头就不愿停下。他因酒后开车被吊销了驾照,至今找不到工作。说警察有好有坏,并自称曾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把当时的情景徐徐道来:谁谁在场,谁谁站在门外,谁谁打的电话,叫来警察。。。直到法官把他打住,和律师商量之后,把他也放走了。

一位印度姑娘,说她朋友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她曾去劝解,最后打架双方都回印度去了。她被放走时,我真遗憾,自己怎么没有遇上这样的朋友!一位瘦瘦的中年男子,说他和他太太都为新闻媒体工作几十年,公诉律师问到他具体的工作,回答:“不能告诉你。” 被放走。一位胖太太,讲到她女儿受丈夫虐待,泣不成声。也被放走。证明网上有篇文章所说:他们不喜欢情绪化的人。

到第四天(12月2日)一早,那位特别愿意留下,却说不好英文的老菲律宾人才被放走,同时放走的还有一个菲律宾小伙子,他和前面那位老人好像认识,休息时老在一起。下午三点,除了候选席上的十二个人之外,我们旁听席上剩了二十六人。候选席上,留下的人中有那位中国人工程师;俄国女音乐教师;还有一个资深建筑师,四十多年为同一公司工作,当过三次陪审员,七十年代两次,八年前一次;再有一个被女朋友打得下跪的壮男。。。好多人我弄不清为什么放或留。至此,刚开始时的六十人将近走了一半,除了正式陪审员十二个,还必须选两个候补陪审员呢,路漫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