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和他的花儿

外公走了都已经45年了!

他十六岁到上海,在南京路红庙弄当学徒,学打花样 — 花布图案设计,十九世纪初,机印花布逐渐取代老式家织布,这一行大约相当于现今的电脑行业,前途看好。外公跟画笔、颜料、花样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兢兢业业,写生本子随身带,见到穿着好看花样旗袍的小姐、太太,会学狗仔队 — 人家上电车他上电车;人家进咖啡馆,他也进去买杯咖啡,坐下来跟踪描画。战乱期间物资紧缺,老板要求尽量少用颜料,外公琢磨出一种以变换笔法造成不同阴影效果的两套色花样,让花布看上去像丝绸,故名为“黛绸”的花布系列,还有“白猫”、“福利多”等,都是当时的名牌,不仅为老板赢得国内市场,还远销南洋一带。为此他得了“印染行业的梅兰芳”之美名。全家7、8口人的生活都靠他一笔一笔描出来,还把小舅送入了燕京大学。曾告诉我,给小舅付学费的钱都是用麻袋装的!他能屈能伸,抗战时期失业,也曾到养鸡场去喂过鸡。他乐观开朗,喜欢照相,喜欢旅游,礼拜天会带着外婆,阿姨们到公园去野餐;四姨说他在家里喜欢把收音机声音开得大大的,什么“桃花红”、“特别快车”等流行歌曲他都会跟唱;我听到过他跟着留声机唱的“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只不过那个“丈”他发的宁波音“将”。他不烟、不酒,唯独爱吃零食,每天下班回来,好像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掏出大包、小包:长生果(花生)、 瓜子、麻酥糖、蜜饯、米粉糕。。。有时自己都记不清买了什么:“个,索东西啦?”(这是什么啊?)晚上大家都睡了,他和外婆两个还会坐在楼下客堂间的八仙桌旁 “壳落”、“壳落” 地嗑瓜子。那时候既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他们俩会一直这么默默坐着嗑瓜子到半夜。。。

外公的办公室在外滩麦加利洋行的楼里(即现在的“浦东开发银行”那个楼),每天要挤公共汽车去上班,却是“几十年如一日,从不迟到” (每天叫我起床上学,他都要说上这么一句)。外公跟谁都可称朋友,曾经有一次,带着我到锦江饭店十三层,请一位公车售票员吃饭,那是我第一次吃到了“锅巴虾仁”。60年代初,大饥荒时期,我家每天只配给六分钱的菜:半截胡萝卜,一点包心菜外层的绿菜皮。外公到菜场去找一位在我家做过活的木匠的儿子,他是卖肉的。外公举着篮子:“老朋友,老朋友!”不顾别人侧目,买来一些不需“肉票”的大肉骨头。三姨把大肉骨头汤加上胡萝卜、菜皮熬了一锅粥,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之一。外公不善言词,最怕开会发言,总是要阿姨们替他写好发言稿,到时候可以用他的宁波官话去宣读。外公还有一怕,是闪电、打雷,特别是那种“忽闪雷”(霹雳),他总要把窗帘都拉上,然后,拉着我到楼梯下面的浴室躲避。他说:“龙光闪(闪电)会把人的活灵(魂)吸走!”那是他妈妈,也就是我的太外婆告诉他的。

外公最喜欢养花。巴掌大的小天井里有花、有鱼还有树;亭子间上面的晒台上排满盆盆罐罐;前楼的小阳台上搭了玻璃花棚。周日常带我去苗圃,看花买花。我对花卉的知识大多从那时候开始。外公曾经花十五元钱买一盆红三角花(即九重葛, Bougainvillea) 又花十元钱三轮车费拉回家 (当时周末,有鸡有鱼的菜钱不过一、二元钱),冬天还专门给它在花棚里生了炭盆。我到加州以后,才见到室外开得满架满棚的三角花,原来并不是那么娇贵的啊。

(在花棚里扮靓的三姨 — 外公的“五朵金花”之一)

外公花棚里最让我怀念的是中国兰花(春兰),小小一串花,那个清香,幽幽地。。。还有昙花,每当昙花一现之夜,外公把它搬到客堂间,电灯开得亮堂堂,前后门洞开,向全弄堂的邻居们开放。三姨在旁边小黑板写上“昙花”两字,当然免不了还要给宁波阿娘、张家叔叔、李家姆妈介绍一番。前年,我回上海见到老邻居们,居然还记得当时的“盛况”。除此之外,外公实在没有养什么名贵的花:“仙人花”(即 蟹爪莲,Christmas Cactus)、各种颜色的“十样红”(大概是“入腊红”被我听做“十样红”,正经名字是天竺葵 Geranium,有人叫它臭球,因它的叶子有臭味)、各种草花,什么凤仙花、龙口花、午时花、喇叭花。。。他都当作“小毛头”般地伺候 (外公把刚出土的小幼苗比作“小毛头”)。夏天的早晨我最好睡的时候,他就会来叫我:“阿小,阿小!晒台登的白边喇叭花又开了X朵!” 也是的,那个喇叭花,这里叫做“Morning Glory”,早上顶着露珠开,太阳出来就收口了。如果等我睡醒起来,必定是看不到的了。曾经用最大的那朵做成标本,几十年颜色都不衰,前些时候,还在我某本旧书里夹着呢。下图是他收集的午时花花籽(纸包缝隙中是丝瓜籽),分门别类,用67年6月的日历纸包的,7~8月间他就倒在了天井的花坛上,再也没有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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