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宋朝的花痴文(1)-茶,音律与度量衡,印刷和书的装订

好像在宋朝的外围转了好久。从矫情的角度我可以说因为宋是盛名远扬的女神,于是踌躇不前。宁肯远远的遥望。也许怕期望太高不敢走近,怕走近了神龛塌陷,怕失望。而事实只是因为宋朝周边的边角料都太有趣,刚要走上进门的大路,却又被路边某个闪闪发光的景点吸引过去。

对宋的了解,最近的行路与读书帮助我构建出一点绚烂的拼图,各个美丽拼图来自不同的旅行和书籍。最早是年初的台北东京行。被定窑的白瓷汝窑的青瓷和宋画的写实与精美迷住。

然后是书。

日本这套讲谈社的宋史《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跟传统中国式史书关注战争和政治斗争不同,完全以文化技术为主题。了解到文人画,茶道抹茶禅宗,这些成为如今日本文化符号的物品都是宋朝传入。

常言道:“唐诗是酒,宋诗为茶。”

 

茶,才是由宋代开始的近世文化的象征性饮品。当然喝茶的习惯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中国人在很早的时代就知道西南山区原产的茶叶可以浸泡饮用。六朝时代,生活在宫廷的人不光饮酒,也开始饮茶。只不过那时茶还完全不能算士大夫的精神象征。茶作为一种文化成立,是唐代后期陆羽的那本著名的《茶经》前后的事情。到了十一世纪,不仅宋人爱喝,北方异民族王朝也开始饮用,北部与辽以及西夏的国境贸易被称作茶马贸易,茶成了宋朝的一个重要的出口商品。俗话说“唐团茶、宋末(抹)茶、明煎茶”,

 

唐代人是把茶叶蒸过后制成紧压茶(砖茶),然后用刀削下加适量开水浸泡饮用;宋代人把砖茶打成粉末加开水做成茶汤饮用;明代人把茶叶直接用开水浸泡饮用。现代日本人日常喝茶是明代的喝法,而茶道的做法却是宋代末茶的饮用方法。荣西将茶作为健康饮品,在宋朝亲身体验,传回故国的,就是这个末茶的饮用法,也就是所谓“点茶”。这里的“点”是动词沏的意思。“吃茶”一说当时已经有了,“吃茶去”一语常见于禅宗语录。

 

荣西品味过的浙江寺庙的茶,是把少许粉末茶放在茶盅里加开水搅拌而成的饮品.

 

日宋贸易兴隆,南宋有许多文物传到日本。宋朝沿海的贸易港为第九章将要详细介绍的明州(今宁波),因此被日本的寺院收藏并保存至今的宋朝绘画多为明州制作。主要的当然是表现他们信仰的如来、菩萨、罗汉、僧侣等佛教绘画。在中国本土,后来因为宋代繁荣的佛教寺院要么渐渐败落,要么在战乱中被破坏、烧失,其结果,在日本反而保存了大量宋代绘画。于是这般,日本人便在茶室挂上中国传来的绘画,然后跪坐画前,品鉴在宋瓷茶碗中做的抹茶。这种清静孤寂(WABISABI)的光景,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完全是充满传统“日本情趣”的光景。可是,其源流,却是承袭唐宋变革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地方文化。

除此之外,印象最深还有两点。

一是度量衡的变量,二是宋版印刷术的意义。

从小学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这个断语,我就从字面上以为中国自古各种度量衡单位从秦始皇开始就统一了。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统一的只是各种度量单位的转换公式,比方一尺等于十寸这样。而每个度量单位的绝对大小都不一样。换一次朝代就换一次长短轻重!这是有多晕啊!所以上网搜索度量衡会搜到各种各样试图科普各朝各代度量衡换算表的文章。比如这个

那么每朝每代又是依据什么来定自己的计量单位呢?答案让我大跌眼镜,因为居然是“音律”。

度量衡标准,中国自古都是用音响物理学决定的。比如“寸”这个长度单位,被规定为一种称作黄钟的能发出绝对音的笛(称作律管)的九分之一的长度。而绝对音的高程,(有各种决定方法,这里介绍最一般的)是由管里能装多少黍粒决定的。黍粒的总体积决定标准管的容积,该容积的管中震动的空气的波长,变成音波传到外边。中国人认为这个音,才是用反映自然界秩序的方法决定的最正确的音调。所以这个管的长度就是尺度单位的标准。如果觉得难懂,那么想一想我们现在使用的米公制就可以明白。现在米的长度是用铯原子的波长严密决定的。但是二百年前法国发明米公制的时候,其基准却是地球的大小。按地球圆周制作米标准原器,然后按这个基准规定了重量单位和容积单位。中国制定长度时的基准不是地球的大小,而是音的高低。

上网又去查,发现更详细的说明

历代黄钟律音高标准,正律器,生律法,律制及其运用等内容的“律学”是中国乐理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律在古代不但与历法,十二个月及十二个时辰有关,还和“度量衡”有关。古时候改朝换代,一般都要制定一个新的黄钟音高。音高选好后,便用竹子做一个标准的黄钟律管。律管为九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这个朝代的长度单位就定下来了;把黄钟律管里装上小米,把小米倒出来,就是十二铢重,“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就有了重量单位;把黄钟律管中的小米定为一侖,十侖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就有了容器单位。所以说”黄钟为万事根本“。

中国乐理的十个基本概念

让我想到最近看到的这个可视化傅里叶变换。虽然不如傅里叶变换这么现代,但是老祖宗试图总结出适用于万物的通用理论的执着还是很让人佩服的。

关于印刷术。书里解释了对西方意义深远的活字印刷对中国古代影响没有那么大,主要因为中文不是拼音式文字。更多采用的是木板印刷,一本书刻一套木板,反复用。但是宋代的装订术变革对文学的普及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意义。

虽然科举制度本身是隋代开始的,但是宋代的重要性被世人重视的理由是,这个考试竞赛的参赛选手扩大到了社会各阶层。隋唐时代科举给中下阶层的贵族子弟提供了登龙门的机会,而宋代任何一个祖宗八代与官界无缘的人物,都有可能一举成名,进入中央官界,成为高级官僚。而使这成为可能的,是作为知识传播媒体的书籍的流通,换句话说就是印刷技术的普及。在版木上浮刻左右反转的文字,然后涂上黑墨,在上边铺上纸,把文字转印到纸上,这种技术其实在唐代已经确立。敦煌出土的佛典和历书等,都能看出是用这种技术制作的。

 

仔细想想,这种印刷技术与印章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两者的区别只有是给放在平面上的纸盖上刻有文字的东西(“印”),还是把刻有文字的东西面朝上,然后从上边铺纸往纸上刷字(“刷”)。但是,就是这么个小小的区别,却改变了书籍的形状,并给读书行为带来了决定性的质的变化。

 

在纸发明以前,中国人文字记录用的是把竹子或木条的表面削平一条一行写字的“简”、“册”,和有一定宽幅和相当长度的绢,也就是“帛”。所以正如本套丛书第三卷《始皇帝的遗产》所强调的,从汉代以前的墓葬发掘出土的陪葬品中,其内容改写了以往的历史记述而备受注目的出土资料,被称作“竹简”、“木简”、“帛书”。记录材料的这种形态,在纸张开始用后也没有变化。书籍用相当长度的“卷”为单位保管。所以阅读某部作品时,各卷的开头部分马上就能看到,可是如果要看中间的某个部分,必须把“卷”整个打开。要把卷书(称作“卷子本”)全部打开,就必须要有相应的空间。要查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就得把几种书卷同时打开,这是很困难的。这样说还不如说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可能就不会存在。书籍不应该随时打开参照,而应该把内容全部记忆在脑子里。

 

但是用印刷技术制作书籍,却改变了书籍的样式。用木版印刷时,印刷好的纸张以木版的横幅为标准叠放在一起,这时产生了表示木版横幅的“页”的概念。当初估计是把“页”粘连成长卷,后来发明了按“页”折叠的方法(折本)。因为这样容易阅读。传真机发明当初,读者大概都有过收到印在卷纸上内容很长的传真时,按每页的折叠线正反折交互折叠的体验吧?就是那种感觉。。。。但是,这种方式对于有厚度的书是不合适的,打开书要版面的两倍面积的地方。

 

由此又发明了把页的中心用线装订、重叠起来的向外折的页打开看这种形态。页面打开的时候像蝴蝶的形状,所以也称作蝴蝶装。宋代的书籍主要都是这种装订形式。因此,页的中心因为要装订,所以不但不印内容,反倒是为了装订线断了的时候能按书籍的原顺序重新装订,印上书名、卷、页码等。与此相反,以页的中心向外折,把纸头装订,也就是现在的线装书普遍采用的方法的普及,还在更后的时代。现存宋版图书这样装订的,都是后世重新装订的结果。

这种装订为读书行为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哪怕是一本再厚的书,即使书的中间,也不用全部打开,随时都可打开必要的部分参照。夹上书签就更方便了,马上就能打开想要看的地方。模模糊糊记忆的东西,马上就能找到原书的出处进行确认。而且,只要有与版木一样大小的地方,就可以打开一本书看。同时打开很多书,互相比较也成为可能。“甲书是这样写的,乙书同样的事情却是这样写的”——这是兴起对于一字一句的校订作业,或者对于有关某个事件记载的考证学风的技术前提。即就是没有超人的记忆能力的一般人,也能参加到这种工作里去了。比如岳飞孙子岳珂的《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就是校订当时流传的各种经书版本后,把其中的异同罗列而成的。

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恍然大悟。最近自己在电子书和纸书间挣扎。对电子书最主要的抱怨就是翻页之困难。一气读完一本书确实是在电子书上更便捷,但是每当我想翻回去看前面某页的内容,或者想拿两本书做比较的时候,电子书就变得特别不方便。所以技术创新的结果就是我们又回到只有简册帛的古人日子里去了呀!

另,如果上面引用的长篇累牍关于宋代蝴蝶装的引文你居然看进去了,再推荐一篇跟这个蝴蝶装有关的推理小说《碧沚园》